全球负利率趋向深化的2020年，中国经济怎么看、怎么办？

　　“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负利率是最大挑战。”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在11月10日由工银国际与财新传媒联合举办的“2019国际投资论坛” 上表示，WTO最关键的上诉机制面临着停摆，WTO面临着失去运作功能的风险，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出现了负利率的趋势，这是没有遇到过的政策挑战。

　　目前，欧央行已经是实行0.5%的负利率的政策，日本中央银行继续实行-0.1%的利率政策。从2019年10月15日开始，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转变了此前采取的削减美联邦储备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行动方向，从削减转变为增加，每月购买600亿美金的政府债券，实现到2020年的第二季度，但是至少要到二季度，时间长度至少9个月，每个月600亿，9个月5400亿美金，这样如果实施完毕，它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就要回到4.5万亿，甚至更高。

　　朱光耀表示，全球宏观政策的协调机制面临重大挑战，G20成员如何发挥协调作用，中美两国在全球宏观协调中具有巨大重要，贸易领域的磋商是必要的 ，但要恢复全面的政策沟通。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指出，寻求经济增长动力要注意五个问题：第一，全球的投资都在下降，美国投资和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不好，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两年期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挂，因为对未来预期下降；第二，这就是会导致信心不足；第三，资本的边际产出率从2013年的23%下降到2018年的17%；第四，投资主体问题，政府的资产是有限的，现在各国财政赤字已经是常态，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今年9月就已经将财政赤字额度用完，财政赤字只能发债，发债转过来，财政问题又变成一个金融问题；第五，跨国投资也疲弱，2015年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但是好景不长，之后再次下滑。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分析投资的主体、动力的时候，我们发现阻碍投资的，让投资不得增长的主要因素并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和国际因素。”李扬表示，投资其实是制度信任的问题，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是要确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表示，高质量增长意味着增长速度可能就不会有太好的表现，更多的是在存量上的调整，对于制造业和经济企稳，关键还是看中国。

　　张斌强调，在居民和企业的债务扩张乏力的情况下，政府扩大债务是为了填补购买力，政策的拐点还是政府的债务扩张能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包括结构和总量上的调整，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在政府的债务扩张还是收缩状态下，经济回暖是非常困难的。

　　在投资方面，市场指数代表了经济的晴雨表，但最近几年这个晴雨表有所失灵。华兴资本高级顾问、中国公司私募股权投资部原总监王欧就指出，美国经济突然出现了过去10年里经常用来讨论中国经济的一个概念，叫“冰火两重天”——似乎有些领域美国经济非常强，但在另外一些在过去长期被忽视的领域里，美国经济似乎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做全球资产配置就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不知道用什么标准来做配置了。

　　王欧表示，过去10年里，我们发现一个现象，投资圈里只做成长投资的基金基本上是跑输行业平均值的，过去十年里面跑赢的或者说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投资的标的物都被叫了新的名词叫“独角兽”，这个时候就发现中国的投资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背后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变化。

　　“我们过去给这些独角兽们的高估值，我们认为是它们的新的业务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其实有相当大一部分比例是由于流动性过剩带来的。”王欧表示，未来几年从一级市场和一级半市场来看，是整个中国投资重塑的时期，这中间受经济的影响、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以及A股的投资闭环是否能真正形成的影响，此外还包括国内美元投资是否能形成新的闭环模式的影响，这个会影响未来5-10年的投资。

　　香港交易所高级副总裁、中国区上市发行服务部主管陈丛认为，未来投资的最大风险就是地缘政治所带来的一些不确定的风险，其中包括中美的贸易关系，也包括可能欧洲、英国退欧一系列所引发的情况。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拟任董事长肖林表示，目前市场出清力度不够，低效的、无效的企业破产的路走得太慢，不出清其实金融资源就被无效企业占用，整个市场的效率上不去。

　　“如果企业这么高的财务费用、这么高的税收成本，整个的金融环境迟迟不降息，去杠杆和全球的减杠杆完全是逆向而为，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企业首先是很难去做创新，首先是要生存。”肖林表示，要提升中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就得让企业有足够的利润去创新，但创新不建议一定跟着全球的风口走；同时，科技创新需要企业规模的支撑，科技创新的支撑是企业要有一定的规模。